每学期学校都要拿出一笔钱来,对一些家庭贫困的学生进行救助。少则一二百元,多则五六百元,虽然只是杯水车薪,但也足够那些家庭有困难的学生维持一两个月的生活费开支了。我在班上做了宣传,奇怪的是到了截止日期,竟没有一个学生交来求助申请。是班上没有贫困生吗?完全不是。我知道班上至少有一名叫娟子的小女孩肯定符合救助标准。 小女孩年幼丧母,父亲又下岗,仅靠父亲在外打工维持她上学和生活。每学期开学时的书本费,常常要拖两三个月才能凑齐交来。她这学期的校服钱还是我帮忙垫付的,她要我放心,说这个月底、最迟下个月,父亲就会把钱送来,到时肯定会还我的。我把她找来办公室,询问为什么不写申请。原来她担心拿了学校的救济款后,会被其他同学瞧不起。我向她承诺,可以让学校不在橱窗里公布姓名。她依然摇头不肯,说只要拿了学校的钱,即使同学们都不知道,但心里总感觉比别人低了一头似的。 小女孩倔犟的性格,让我有些感动。我沉默无语。但依然希望她不要放弃这个难得的机会,因为我知道她实在太需要帮助了。后来,我想了个巧妙的变通办法,并征得学校的同意。我请小女孩的父亲来学校,让他替女儿写了申请,并领取了500元的救助金。这个场景,我担任小女孩班主任的两年四个学期里,共出现过四次。每次我都和小女孩的父亲约定,永远也不要让孩子知道这件事。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大学校园里。据《中国改革报》报道,在中国科技大学,一个学生要是在校园食堂每月用餐60次以上,消费总额在150元以下,也就是说每餐消费不满2.5元,这个学生就会引起校方的注意。校方会主动调阅该名学生的档案,通过与学生家乡的政府民政部门或街道居委会联系,在核实情况之后,无需学生申请,且在学生毫不知情的情况下,就会有每月160元或者100元的补助,自动进入这位学生的“校园一卡通”账户。通过这种“隐形资助”的形式,中国科技大学在3年的时间里为3600多人次贫困生累计发放的补助款近64万元。 相同的例子在国外也屡有发生。美国纽约的公立小学从来不会因大雪封门而宣布停课,即使积雪已经让整座城市的交通陷入瘫痪,所有的工厂和私立学校都放假了,它也不会。学校的校车依然要把所有孩子接到学校上课。学校这样做的理由是:在纽约虽然有不少百万富翁,但贫穷的家庭也很多。这些家庭白天没有暖气,甚至连孩子的午餐也没有能力提供,孩子成长所需的营养全靠公立学校供应的免费午餐。有的孩子还会省下免费午餐的一部分拿回家当作晚餐。如果学校停课一天,也就意味着这些穷孩子可能会一天吃不上饭,还要在家挨一天的冻。 为什么不给其他孩子放假,而只让这些吃不上饭的孩子到学校上课呢?学校的回答更加令人感动:我们不想让那些孩子知道自己是被救济的对象。 对于身处困境、需要帮助的弱者,尤其是孩子,我们的关爱要格外地小心。他们的心是脆弱的、自卑的,同时又是矛盾的。他们渴望关爱,但他们又不愿意接受比别的孩子更特殊的爱。在他们敏感的心中,任何的与众不同,哪怕是一点点特殊的优惠和照顾,都会被他们误解成是一种怜悯,一种可怜,甚至是一种施舍,并把接受这种救助,当成是人生的一种耻辱,感觉在人前抬不起头来。这不但不能给他们带来一种幸福和温暖,反而会让他们产生更大的自卑,给他们要强自尊的心灵造成更大的伤害与扭曲。我们的一片爱心付之东流不说,可能还会收到事与愿违、完全相反的结果。 因此,有的学校在分派有限的资助款时,校方为了显示自己的公平公正,常常会在学生大会上公开宣读或张榜公布接受救助学生的名字;有些班主任甚至用评先进时采用的举手表决的方式,让全班学生推举出班上最贫困最需要救助的学生名单;还有些大型企业、公司和单位,为了向全社会彰显自己的爱心,不惜让贫困的孩子在大众媒体前亮相,在众目睽睽之下登台,然后低着羞愧的头从董事长、总经理或者政府领导的手中接过捐助——这些本来并无恶意的种种做法,其实都是不妥当的、不可取的,甚至是粗暴的、野蛮的、残忍的。面对深陷贫困而又自卑的孩子们,我们在奉献更多的关怀和爱心时,还需要开动一下脑筋,讲究一点智慧,注意一下方式方法,从而使我们的关爱,能够不露一点痕迹地传递给他们,就像绵绵春雨,滋润万物而无声,就像博大母爱,无处不在却无痕。从而让这些贫困中的孩子,能够像其他孩子一样能够正常地成长,让他们幼小的心灵充满爱的阳光,而不留下一点阴影。 有一种爱,需要隐藏,不能直白; 有一种爱,需要智慧,不能草率; 无痕的爱,才是人世间的至爱; 无痕的爱,才是爱的最高境界。 ——摘自《中国教师》 |